王克丹的回答
云贵有个特点，就是经济基础薄弱但酷爱举债，比如政府明面债务余额和GDP之间比重的负债率本身就高，比如独树一帜的贵州62%左右，云南明面债相对低一些只有42%，但考虑到政府偿债能力又与本地的财政收入有关，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同样的GDP能创造的税收确不足，很大程度来源于转移支付和借债，算到政府的债务率，债务余额与财政收入之间的比重，这两个省却一个164%，一个171%，属于债务率最高的区域之一，云南虽然负债率低，但明面的债务率却比贵州更高。
这还只是明面的债务率，这几年中央化债增加了隐形债的考量，既将地方城投债务余额的一半纳入到综合地方债务水平的考量，也就是调整后的债务率，根据去年10月的数据，云南和贵州算上一半的城投债，调整后的债务率一个257%，另一个258%，不分伯仲，而处理办法则是以债养债，债务置换，政策性的扶持，比如云南仅去年政府出台化债方案之后，发行1000多亿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而贵州则发行882亿，也是旗鼓相当，未来关于日本美国的政府债务率问题的报道预计也会像当时日本老龄化的报道一样逐渐淡化，也是发展阶段使然。
和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土地财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高杠杆+经济下行压力的低明面税收入，对于土地财税依赖程度极高，再结合房地产下行的压力，地方能不卖力的推销房子？房企流动性危机，自然传导到地方财税的大幅下降，还伴随着手套破裂，大量烂尾楼的处理风险之中，想尽一切办法炒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举债一时爽，一直举债一时爽，贫穷的地方就不配震惊世界的景观投入吗？但忽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比如负债都将压在当地的居民和全国人民身上，为了还债，就不要问为什么罚款越来越多了，国有资产私有化越来越多了，因为城投举债要么拿未来的财政收入做担保，要么拿集体财富做抵押，在私有化之前就被掏空了，只是人们从来不会去深究。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企收购未建成的商品住房，还是那个问题，你钱从哪里来，这可不是小数目，如果房子按照50%的综合税收来算，意味着让国企吃下这部分的杠杆和税收，就是特色的赤子货币化，当然还是打着福利房的旗号，里面的效率将会是一大大问题，无非还是增加了更广义的负债，到时候再来一次国企大改革？很难想象地方无穷尽的债务和欲望，会吃空多少集体财富，而集体财富所谓的持有集体却没有任何决策权和分红权。
发展经济，招才引智 ，缺的不是高明的去库存手段，而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建立良好的体质内外分配关系，给市场一些生存的空间，提供更好的就业和福利保障，吸引外地的需求可以缓解短期的债务压力和风险压力，以债养债也可以，只是这都无法建立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会出现永远在增加附税，永远在举债养债，永远在吃集体财富，但债务永远都还不完的情况，最后风险还得大众承担。
一些区域的土地财税与负债财政发展策略，经济高增长时期问题被掩盖，而下行周期也就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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