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和小时代的回答
南明(1644-1662年)是明朝京师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的合称,历时18年。
衣冠南渡,历史上有好几次,其中影响并且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因为八王之乱引起的晋王朝南迁;
第二次,金兵南下,导致宋王朝南迁;
第三次,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旋即清兵南下,明王朝在南京重立,就是上面所说的南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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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南明政权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完备,因为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两百年都一直保留有完整的三省六部,也就是说在南明的南边依然拥有完整的行政机构,而且,江南财赋稳定,没有遭受乱民以及清兵的摧残。
而东晋、南宋则不同,东晋完全仓促之间在权臣的辅佐之下琅琊王登基,相对来说仅仅是获得了同样是南下士族的支持,江南士族因为孙吴刚刚灭亡没多久,司马氏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当时江南尚未完全开发,而南宋在宋徽宗唯一脱逃的儿子赵构登基,南方则是完全一团糟。
即使是这样,两个仓皇间建立的政权能逐渐稳住脚步,并且长治久安。
而1645年,南明王朝还拥有兵力数十万,但到了1662年,南明王朝就无力回天了,短短18年,南明就崩溃了,着实令人唏嘘
南明的迅速灭国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内部的斗争消耗太大,不能一致对外,最终导致了此悲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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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帝期间新成立的南京朝廷发生了三大疑案(“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三大疑案都在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严重削弱弘光朝的凝聚力,为弘光朝廷的快速灭亡埋下伏笔。
1、大悲案
大悲和尚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怀疑大悲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投入监狱,严加刑讯,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开了一份黑名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牵涉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要大悲招供,大悲抵死不从,遂将大悲绑赴西市问斩,此事不了了之。
大悲案虽然最后没有士流因党争株连而受祸,但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掀起了南明官员彼此互相排轧的序幕,因对弘光帝朱由崧继统不满而引发的一系列派别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南都城破,方才停止。
2、太子案
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太子遭禁,掀起了轩然大波,“南京士民”皆“哗然不平”。
江防督抚袁继咸、宁南伯左良玉、广昌伯刘良佐等大臣上疏抗争。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旋即扬州城破,南京失守。
3、童妃案
童妃案一如大悲案、太子案,背后有政治角力的介入,可能是马士英与复社之间的权力斗争,一般人以为复社名士皆骨鲠正直之人,其实不然,衷于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成为一复杂的团体,处处充满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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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期间正当南明朝廷一个接一个地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分别被永历帝封为了晋王、义王、蜀王。
清兵入关以后人数不多,无力扫荡南方,李定国等经过几次大战已经保住半壁江山了,最差都能划江而治,谁知道后来三王相争,内战后失败后孙可望降清,并且把南明的虚实告诉给了满清。这时候的南明由于刚刚经历了内战,所以异常的虚弱,这时候得到情报的贰臣洪承畴,率领清军三路重兵进军南明政权。
李定国这个时候为了掩护永历皇帝撤退去缅甸,与清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决战。由于叛徒的出卖,此战大败,李定国随后只能率领残军转战各处,打打游击。南明的有生力量也基本土崩瓦解,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复兴大明的希望了。
满清在入关之后,军队并不多,南明的整体实力犹在其上,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翻盘,但正是因为持续不断的内部权力斗争,损耗太大,又不能团结一致对外,葬送了南明一次次的翻盘的机会,想想甚为可惜、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