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和小时代的回答
南明（1644-1662年）是明朝京师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的合称，历时18年。
衣冠南渡，历史上有好几次，其中影响并且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因为八王之乱引起的晋王朝南迁；
第二次，金兵南下，导致宋王朝南迁；
第三次，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旋即清兵南下，明王朝在南京重立，就是上面所说的南明政权。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南明政权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完备，因为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两百年都一直保留有完整的三省六部，也就是说在南明的南边依然拥有完整的行政机构，而且，江南财赋稳定，没有遭受乱民以及清兵的摧残。
而东晋、南宋则不同，东晋完全仓促之间在权臣的辅佐之下琅琊王登基，相对来说仅仅是获得了同样是南下士族的支持，江南士族因为孙吴刚刚灭亡没多久，司马氏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当时江南尚未完全开发，而南宋在宋徽宗唯一脱逃的儿子赵构登基，南方则是完全一团糟。
即使是这样，两个仓皇间建立的政权能逐渐稳住脚步，并且长治久安。
而1645年，南明王朝还拥有兵力数十万，但到了1662年，南明王朝就无力回天了，短短18年，南明就崩溃了，着实令人唏嘘
南明的迅速灭国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内部的斗争消耗太大，不能一致对外，最终导致了此悲剧的产生。
弘光帝期间新成立的南京朝廷发生了三大疑案（“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三大疑案都在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严重削弱弘光朝的凝聚力，为弘光朝廷的快速灭亡埋下伏笔。
1、大悲案
大悲和尚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怀疑大悲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投入监狱，严加刑讯，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开了一份黑名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牵涉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要大悲招供，大悲抵死不从，遂将大悲绑赴西市问斩，此事不了了之。
大悲案虽然最后没有士流因党争株连而受祸，但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掀起了南明官员彼此互相排轧的序幕，因对弘光帝朱由崧继统不满而引发的一系列派别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南都城破，方才停止。
2、太子案
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太子遭禁，掀起了轩然大波，“南京士民”皆“哗然不平”。
江防督抚袁继咸、宁南伯左良玉、广昌伯刘良佐等大臣上疏抗争。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旋即扬州城破，南京失守。
3、童妃案
童妃案一如大悲案、太子案，背后有政治角力的介入，可能是马士英与复社之间的权力斗争，一般人以为复社名士皆骨鲠正直之人，其实不然，衷于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成为一复杂的团体，处处充满门户之见。
永历帝期间正当南明朝廷一个接一个地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分别被永历帝封为了晋王、义王、蜀王。
清兵入关以后人数不多,无力扫荡南方,李定国等经过几次大战已经保住半壁江山了,最差都能划江而治,谁知道后来三王相争，内战后失败后孙可望降清，并且把南明的虚实告诉给了满清。这时候的南明由于刚刚经历了内战，所以异常的虚弱，这时候得到情报的贰臣洪承畴，率领清军三路重兵进军南明政权。
李定国这个时候为了掩护永历皇帝撤退去缅甸，与清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决战。由于叛徒的出卖，此战大败，李定国随后只能率领残军转战各处，打打游击。南明的有生力量也基本土崩瓦解，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复兴大明的希望了。
满清在入关之后，军队并不多，南明的整体实力犹在其上，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翻盘，但正是因为持续不断的内部权力斗争，损耗太大，又不能团结一致对外，葬送了南明一次次的翻盘的机会，想想甚为可惜、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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