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elas的回答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本片是柯文俐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它从探案题材切入，串联起多个案件，由此将涉及层面拓宽，关注到了校园霸凌、青少年教育、心理疗愈等多方内容，最终组成了社会性的议题。同时，这也带来了诸多的人物，在案件复杂化的同时变得正邪难辨。
电影表现了过往之于人生的巨大破坏性，实际上却更强调我们的当下，过往不可改变，也会影响当下。它以“不可改变”的宿命作为切入点，最终却强调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选择“不改变”，才会让它成为“宿命”。这关于个体，也射向了群体。
“黙杀”的标题正是如此寓意，对不堪现实的“沉默”即忍让，也由此带来了对一切的“杀死”，从微观的女学生们到宏观层面的“自我人生”与“未来希望”，最终落实在了对女儿作为希望符号的“杀死”上，她似乎仍然存活，实际上其阳光的内心与新生的可能在最初就笼罩在了母亲的沉默忍让之中，实质上已经被“杀死”了。
序幕中，导演强调了幸福日常表面下的黑暗真相，这是所有人都在沉默忍让的东西。风和日丽的平静海面之上，男人因为海啸而勉强爬上救生船，镜头一转之下，阳光变成了悠蓝的海底，女人坠落下来，这让男人的“逃生”变成了虚幻，他抬头却看到海底，增强了此间的虚幻性。
对海啸和海水的运用延伸到了正片的第一场戏，将过往的影响投射到当下。海啸的“水”对接着“大海”唱词的“平和”，是学生们悼念死者的表面，实际上却是更黑暗的海水意象，在大家沉默默哀的时候依然通过雨水的形式洒落下来，不合时宜地击在鼓面上，这构成了对海啸与学校生活的暗示：平和只是表象，海啸的黑暗真相仍在掩盖中持续，学校生活也同样是如此，学校的环境一直处在大雨之中，正是对此的暗示。
影片就此展开了学校生活的当下部分，它构成了与父辈海啸的对应。学生们貌似在欢快地做游戏，实际上却是对哑巴女学生的霸凌，而她的父辈则是海啸中的死者，由此连接了两代人与海啸和学校霸凌的关系。学校为代表的生活表里构成了影片的内容。于观感而言，它是恐怖类型化元素的重要支撑，母亲杀死女学生的段落正是生活的“里”，是极度的愤怒、暴力、复仇。于主题而言，母亲和女儿也形成了对表里合一之生活的表现，哑巴女儿沉默地忍受着霸凌，勉强妥协着生活对自己的压迫，而母亲则同样忍受，却显然已经在多年的压抑中有所爆发，忍受的结果不过是暴力的堕落复仇。
从母亲的角度上出发，影片展开了更多层面的生活现状披露。母亲忍受着校长的职场性骚扰与所有人对底层校工的歧视，而一切压迫都包装在表面的和谐之下：母亲想要让女儿转学的段落中，校长骚扰母亲，母亲忍受并表示“互相帮助”，校长则做出了关怀的样子，二人处在了阴阳影子交叉的百叶窗打光之中，暗示着学校环境的表里。母女同时身处在学校代表的“大环境”之中，她的哑巴意味着完全忍受的妥协，而母亲对外界的“发声”则是暴力的反击，她正是女儿的“未来”，揭示了命运的必然。
随着案件的调查展开，海啸的过往和学校生活的当下开始密切地关联起来。警察对女儿的询问引出了海啸哀悼仪式的真实情况，并非理论上的肃穆，反而因学生而产生了混乱，学生落水正是对此前打破仪式安静的“雨水”的延伸。随后，搬家工等人搬到了母女的楼上，将过往与放下混合的“黑暗”重新带进了她们的现实当下生活。当母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电影使用了《梦之安魂曲》里的经典配乐，暗示着“黑暗噩梦”的重现，并在随后的影片中不断重复，正是序幕中海啸噩梦落入现实的表现。
在影片最初呈现的表层“生活“之中，母女始终在努力抵消着过往的打击，试图让自己真正走进全新的未来，过往的黑暗却始终侵袭，母女是生活中的受害人。它并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一直持续的当下，所有人都会因为海啸对她们造成的影响而继续迫害她们。校长性骚扰底层人，学生霸凌哑巴女儿。母亲得到了此刻象征美好生活的再婚丈夫的金桔，却要送给性骚扰自己的校长，随后则同样将金桔送给了带来《梦之安魂曲》配乐的搬家工。前者明言，后者暗示，表现了她对生活之不堪的忍让，其结果则是对“金桔”之美好向往生活的扭曲，而“金桔”也在最终露出了“杀死丈夫并掩埋之”的真实寓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打破，从根本上否认了母亲借助金桔之行为的意义，金桔本身就是同等的“忍让、允许、掩盖黑暗现实存在”行为。
这个阶段中，电影也扩展到了更外部的社会层面，警察对案发现场表示“要拉大便”，暗示了其对当下与过往黑暗集结之地的不尊重，而他们真正有力压迫的则是母女，逼迫哑巴女儿“说话”，而另一个马来人交警则对女儿被霸凌熟视无睹，却反而驱赶着找孩子的家长。
影片制造了犯罪者身份的未知性，为了类型化的悬疑元素，也有着对被害与有害者的混同作用，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生活的加害者，并共同组成了对群体性社会的指向。它落到穿着搬家工的大衣形象，先引出了搬家工的可能性，随后却在母亲和警察追击的时候抓到了另一个年轻人。于是，在主题性的表意层面，这个形象本身就成为了“过往与当下之黑暗”无可脱离的象征性符号。
作为最开始的疑似犯人，搬家工定义了“黑暗海啸过往”的具象。他因为海啸而失去了女儿，也似乎由此开始对同龄女生抱有变态的占有欲和杀意，偷拍并攻击女学生们。在这个阶段性设定之中，他代表的黑暗是母女二人去除“努力挣脱”之后的极致负面形态。而随着嫌疑犯身份的进一步扩充，这个形象也不再是某一个个体人物，而是“沉沦者”的群体符号，甚至由年轻人而带来了对“下一代”的表达，上一代的校长是性骚扰者，下一代的男生同样也是，都在骚扰着母亲，它对应着女儿之于母亲的“无法挣脱”，害人者与受害者都会代代传承下去，毫无走向未来的希望。
随着警察的调查，母亲对女儿的家暴也曝光了，她想要从环境的打压中保护女儿，却偏激地让她不要和其他人讲话，其才是“哑巴“的内在促成者。这也是“大衣者”---包括但不限于母亲的集体性符号---在开头杀死女学生的真正寓意：所有“大衣者”都在忍受，想要走入未来，却在无果之下爆发反击，其实只是让自己沉沦回了过往的黑暗人生里，如此选择的自身也同样成为了“害人者“。
于是，在电影的中段，母亲和警察的追凶查案就构成了对类型和主题的同步推进，“大衣者”嫌疑人一个个地出现，让探案类型化的悬疑性拉升，在主题性上则将“黑暗者”扩展到了无限多，构成了“生活环境”本身。母亲试图让自己走出过往，实际上是将自己当成完全的“无辜者“，否认自己因“忍让“而产生的内心黑暗，需要忍让的生活得自于过往的损伤，但“忍让”本身则是她在当下的主观选择，自己造成了当下的恶果，才是无法进入未来的真正原因。她试图否认自己的“元凶”身份，否则就等于承认自己已经无可挽救。
这落实到了她的追查之中，始终试图找到一个“外部存在“，将对方作为女儿的掠夺犯人，是母女的迫害者，而自己二人则是纯粹的被害者。然而，她一次次地落空，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先是警察查到的家暴事实，随后则是看到“女儿”尸体之后的后知后觉：搬家工的女儿与自己的女儿是好友，真正想要迎接未来，放飞象征的鸽子，却在校园霸凌中受害，搬家工的女儿因此坠楼，而女儿本想还击，却恰恰是在母亲的阻止中被迫离开。
因此，母亲才是搬家工彻底堕落、开始对女学生们复仇，也在行为上将女儿“牵扯其中”的“元凶”。同时，她自己也与女儿产生了内在的等同性，暗示着其行为对女儿堕落走向的“同质化”作用，是“罪行”的落实。面对校园的黑暗现实，母亲一直选择忍让，试图以此创造未来，但这事实上不过是对黑暗的妥协，黑暗现实对她们的待遇来自于海啸的过往，忍让它对当下一切的改变只会让自己愈发纠缠其中，最终无可奈何地陷入被动爆发的暴力犯罪之中。而这同样也是女儿的行为，面对霸凌，她早早准备了剪刀，先前只是藏在书桌下，暗示着“忍让“，在此时终于拿了出来，被“忍耐”始终的母亲阻止，却同样是“暴力”。二人由此达成了等同性，女儿从忍让到暴力，母亲在这里则继续忍让，看似阻止与纠正，实际上让对方与自己继续等同，内心与自己一样地并未改变，必然会再次进入忍让后的极致暴力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剪刀”的符号非常重要，同样出现在了对一切起始的“杀死丈夫”段落，女儿用它杀死了性侵自己的父亲，母亲的“砍刀”则是对她的等同，二人处在同样的状态，并进入了同样的“忍让”，一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妥协于女儿已然堕落的现实，试图用和谐家庭生活去掩盖它。“剪刀”连接了女儿的两次堕落暴力，母亲也两次负面地影响了女儿，二人愈发地趋同，前者也成为了后者在每个人生阶段中堕落的“凶手”。
因此，母亲追击凶手，找回女儿的一切行动，既不能赢回女儿，也不能创造她想要的未来。在她潜入搬家工的家的段落中，镜头强调了她被割伤的脚，这象征了其行为“无法创造美好生活”的破败结局，这也是着片中非常大尺度的暴力镜头的寓意。在母女一起生活的第一阶段，镜头也不时给到了教会大妈寄给她们的果品零食，带着前者象征的“救赎”，洗脱黑暗，走向新生，却始终没有被她们吃下去，只是一直放在了桌子上：她的出场、送礼品，与搬家工的搬入同时发生，被后者的黑暗所压制，随后则以“放在桌子上”进行延伸，意味着“救赎之未来”的无效性，母女只是在家中进出，一步步地在主动与被动的沉沦中走了下去。
“大衣者“作为“黑暗”的象征，直接与母女交互，形成了对后者“沉沦”的作用，让她们避无可避。在闪回中，母亲开头的负面爆发、杀死学生，正是被“大衣者”所拍摄下来，让她留下了负面的罪证，始终无法洗脱。随后，“大衣者”杀死了又一个女学生，其尸体成为了打破美好当下之“升级”的关键：学生们即将毕业，迎来下一段人生，也意味着对学校环境的脱离，但女学生的尸体却在仪式的高潮落下，将一切牢牢地锁定在了“黑暗过往”之中。
在这里，女儿也看到了虚幻的巨大鸽子，鸽子正是她与搬家工女儿一起放飞的未来希望，也因为霸凌而被杀，引发了搬家工女儿的死亡与随后的一切，此刻的女儿即将毕业，却终究只能看到虚幻的鸽子而已，此前同样有看到鸽子带血尸体的镜头。这对应了二人被霸凌的一幕，搬家工女儿被摔在了天花板上，蓝天白云对应着序幕里“爬上救生船”的海面镜头，它似乎意味着“海啸与海难”的成功扭转，也是搬家工对自己营造的美梦：他自己打造了一个船，试图作为海啸中受创扭转的寄托。而在女儿摔落的时刻，底下也是老人的传教仪式，同样象征“救赎”，迎来的却是希望的破灭，老人无力地接受了搬家工女儿的死亡，“救赎”由此证伪，是美梦与现实的同步破灭。这也延伸到了搬家工对老人和船的行为上，最终烧毁了船，杀死了老人。
在影片的最终阶段，这升级到了所有人的身上，受害者与害人者完全混同一体，构成了“生活本身“。对于女学生们，男学生是性骚扰者，搬家工却才是杀人者，这就让霸凌的女生与杀死、骚扰她们的二人共同组成了被害与加害的交互关系，这是一个施加与承受的循环，很难分清哪一方是单纯的“有罪”。他们连带着母女，共同出现在了搬家工为女儿求真相的闪回中，前者成为受害者，后者与母亲等人的沉默构成了对黑暗真相不得申冤的“忍让”，也由此成为了搬家工进一步堕落的凶手，随后在对方手中成为其他形式的“受害者“ 。这个闪回与女学生死亡后家长求线索的段落形成了呼应，死者家长与传单接收者的身份发生了对换，进一步模糊了双方的内在定义，而其对“所有人物”的群体包含性更带来了影片对“宏观环境”的指向，两处落下的大雨似乎才是真正的犯人，而它既是暗示海啸的“过往”，是过往给予每个人的宿命，也确实下在了当今，是每个人不曾做出改变的结果，更以警察和校长在两处的打压驱赶而形成了对“社会”的对接。它甚至作用到了配角李梦的身上，她无视了母亲的家暴，甚至无意识地提供了母亲暴力的工具（拿到她的剪刀去想杀丈夫），最终也受到了自己女儿被杀死的恶果。
视角最后回落到了母亲的身上。她与搬家工在教会奋战，二人却是镜头大尺度所强调的同等暴力，沉浸在同样的晦暗环境之中。她的“过往”也由海啸愈发扩展，因海啸丧夫而带来了二婚的丈夫，丈夫对她家暴，对女儿性侵，而她则一直对此默默忍受。这正是她对学校环境做法的前导，也是她整个的人生态度。性侵、暴力，同样作用在他母女的两段人生中，也由她的同样忍让而导致了悲剧的结果，是她无可奈何之下的被动爆发，而理应是未来希望的女儿也在她的忍让中同样隐忍，也同样爆发地拿起了剪刀去杀人，与她拿起砍刀形成了多阶段的对等，早已泯灭了希望。这也让她成为了女儿真正的“犯人”，在元素上也集合了一切具体相关人等的负面部分，从杀人到霸凌的暴力到男生和校长的性侵。
作为最后的升级，母亲真的成为了女儿的“凶手”，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她的希望，也因为她的行为而逐渐堕落，最大的“忍让”其实恰恰就是对“女儿杀人”这一事实，她没有让女儿去自首，实际上已经埋下了后续的一切负面走向。在最开始的时候，她没有纠正女儿的杀父，反而与对方处在了同样的暴力（特写中，自己的“砍刀“对应女儿的“剪刀”）中，自身对“未来”的决定性，“未来”的破灭性，就都已经注定了。她始终试图用“忍让现实“的方式去应对一切黑暗，从学校对自己的问题，到女儿杀死自己丈夫的“堕落”之现实，不予“劝说自首”的纠正，而是容忍其犯罪事实，试图维系表面上的家庭生活状态，自行让女儿“不再犯罪”，对应着她对“夫妻生活”（丈夫送、实则埋丈夫的金桔）、“救赎生活”（教会大妈送的糕点）的装点，忍耐校园内外的当下生活（外面各种人的口头骚扰），试图将后者真的变成前者，实际上却只是无效而已。
她甚至“破坏”了全片中唯一的“绝对光明者”、对冲负面氛围的幽默元素提供者，教会大妈，对方甚至会在得知搬家工的犯罪身份时依然表现出幽默的一面，在母亲和搬家工的互杀后也试图劝说母亲，甚至认为母亲是无辜的，完全归咎于搬家工，母亲却已经完全失控，开车超速的行为象征着人生的失控，无视了大妈的劝说，甚至攻击了对方，直接撞向搬家工。
女儿在片中不断展示着“剪刀”对应的暴力，让她早已成为了母亲的同等存在，而其带有的“救赎“努力与希望属性也必然化为虚无。
母亲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在结尾被破灭了，曾经代表美好家庭生活的“丈夫金桔”被推翻，成为了她杀死丈夫后埋下的东西，第一阶段中它穿插在她与学校各人的交互中，是她“忍让”之不可持续的揭露，忍让创造的必然只是黑暗的延续而已。
影片最后的一个反转也是对“救赎希望”之虚无的升级，母亲是此前的无辜被害者，逐渐露出了有害的一面，有害者也逐渐扩充到了群体性的状态。截止到此处，女儿则成为了片中最终唯一剩下的“无辜者”，但她最终却成为了最大的“罪犯“，见证并参与了搬家工的一切，甚至是比母亲更早的黑暗爆发者，杀死了父亲，其原因则是母亲对此“现实”的多次忍让，试图维系家庭生活的表面和谐。
由此一来，女儿给予母亲在内的所有人的“救赎希望”也就成为了实质性的假象。在最后的闪回中，她出现在搬家工、年轻男生在犯案时的面前，知情甚至默许了他们的罪行，这似乎是对他们的心灵支撑，但这种“救赎”不过是对犯罪的“忍让与认同”而已。对年轻男生，女儿满足的是对方的变态性欲，对搬家工则是连续杀人的暴力，她自己化作了搬家工死去女儿的延续，一时能够给到对方“蓝天白云下的父女团聚”之救赎，也能让对方在报仇的时刻（毕业典礼放下女生尸体）处在蓝天白云下，却终究只是一时，团聚的梦会醒来，后者的蓝天白云的下一秒即是尸体打破天花板的坠落，是“打破后的女儿坠落的再现，让搬家工进一步地沉沦于黑暗。这种“忍让”让女儿完全成为了母亲，后者的“忍让“与“爆发暴力”都促成了同样的她，也早已在毕业典礼上知道其破灭，早早地选择了离开，根本不相信救赎的“走入未来”会发生。作用到搬家工的身上，他与女儿一起进行了对女学生们的暴力复仇，又希望用自己承担罪行的方式洗清女儿，创造她被杀死的假象，让她在微观意义上真的“死亡”，告别旧身份，迎接全新的美好人生。这种拯救是母亲对女儿的升级，既然旧身份无法摆脱黑暗，那就干脆“杀死”她而重新开始，获得确切层面的新生，但实质上也同样是对母亲“忍让”的升级，同样地无视了女儿内心中的“犯罪”状态，这才是最本质的黑暗现实，而只是让她脱离了外部法律判定的罪行而已，即使开启新的身份，也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女儿也构成了母亲的最终幻灭。她唯一真正确信的希望便是女儿的无罪，纯粹受害，最终结果却并非如此。搬家工想要通过放走女儿的方式来创造希望的寄托，让对方能够洗清一切，自己独立承担下来，给到真正的未来，但这不过是对母亲曾经行为的延续而已，女儿自己身上的堕落是无法抹除的，必须被归于法律的制裁和纠正，否则只是对其现状的忍让。这也是搬家工的落点，他同样寄托希望到女儿身上，却得到了虚假的“救赎“，在蓝天白云下获得新生，此前也一直在新生之歌的伴奏下犯罪，此刻的方式却是跳楼自杀，而蓝天白云也投在了阴云密布、大雨将下的时刻，意味着“海啸”过往的始终笼罩。搬家工最终落下的姿态是“十字架”，却是歪曲的形态，也高度对应了序幕中打破蓝天白云与“爬上救生船之救赎“的画面，反而是希望破灭的时刻。
这也扩展到了警察的身上，对接着他们在第一阶段中的“默许霸凌与打压母女”，既作用于个体人物，也是影片指向的“社会面”。警察最终销毁了证据，对母亲施加了暴力，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吴镇宇用记录母亲罪行的录像带殴打了她，同事则关闭了同样是“摄像影像”的监控摄像头，“暴力”取代了“执法”，而记录母亲与吴镇宇堕落的两个“录像”则被抹除，于内在而言实际上是“忍让现实真相，维持表面和谐”。警察由此成为了母亲等人的同等存在，而它延伸到校长对所有事件---与霸凌、性骚扰等校园环境---的默许、掩盖、参与“堕落“，共同组成了“社会”整体的调性，让它成为了虚假希望的营造与黑暗堕落的促成者，大环境本身即无可拯救，所有其中之人也必然如此。警察与校长是社会本身的象征，其个体存在则同样是“受害者“，警察的儿子沦为性骚扰犯，校长的女儿则同样死于非命，其根源都是他们自己的忍让，前者最终销毁的同样是儿子犯罪的证据，与母亲对女儿的做法一样，后者的“忍让”则对着校园整体，既是对自己女儿霸凌别人的无视，也是对整个校园环境的旁观，最终也让他们成为了受害者，如同各自子辈的“罪犯与被害人”兼具一样。
这事实上也构成了对“社会环境”本身的定义，由“司法”、“校园”与家长的“家庭”三方面共同组成。它们共同输出了对下一代的“环境教育”，即社会对孩子的影响，后者关系着社会本身的未来状态，也因为其中个体的不作为而组成了环境本身的恶劣，表面上的教育也就变成了对负面现状的同化，社会想要走向未来，人物也想迎接新生，但社会只会同化家长，并由后者间接地影响到孩子，最终让一切都失去未来的希望：社会停留在当下的泥沼，个人也止步在现今的黑暗，现在的大人也不过是更早期社会与家长影响后的“孩子”而已。警察和校长是社会的直观象征，母亲等家长其实也同样如此，这也让他们与社会构成了个体与整体层面的宏观关系：个人的黑暗化组成了社会如今的堕落，社会的堕落又同化对当代与下一代个体，互为加害与被害者。
作为人物，吴镇宇的暴力堕落让他与其他人走向了趋同，作为“执法系统维系社会”的象征，他则意味着社会对个体的同化，是造就个体“融入当下环境，无法走入未来环境“的真凶，更特别地强调了“警察执法”之“法律”作为社会光明支撑点的无效，其自身同样是负面的存在，只会构成社会在表面上的“法制光明”，就像母亲对生活表面的维持一样，社会与个体形成了高度的对等，后者成为了前者的“影响对象”。最后一个镜头即是对“法律”无效性的暗示，女儿终究被绳之以法，带来了对审查要求的巧妙处理，她吻合了对法律力量的表面强调，实质上则意味着对母亲和搬家工希望的破除，女儿终究没能“洗清黑暗之罪，进入美好未来”，因为“海啸“的大雨弥漫了这个场景，并没有带来了光明的风和日丽之雨后晴空，没有让虚幻里的希望化作现实，意味着法律本身的无效，它确实判决了女儿的罪行，却没能带来其在内的所有个体人物的“新生”，没有纠偏，只是作为黑暗的“当下”继续笼罩着她们而已。
本片表现了过往之于人生的巨大破坏性，实际上却更强调我们的当下，过往不可改变，也会影响当下，但我们却可以选择对待它的态度，是忍让并试图维持表面和谐，还是勇于迎击、创造改变，从而真正走出过往的影响，获得全新的未来。它以“不可改变”的宿命作为切入点，最终却强调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选择“不改变”，才会让它成为“宿命”。这关于个体，也射向了群体，由此具有了人性与社会性的多重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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