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石赋扶风的回答
放上我之前关于《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书评：非常好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著作，将开天年间玄宗和太子的政争矛盾放在玄宗改革东宫体制以及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三省制的大背景下，揭示了权力斗争背后的制度内涵，皇太子不居东宫、宰相不再兼领东宫官、东宫官闲散加官化，使得太子的政治权力空间和生活空间受到双重压缩，从此变成“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的闲人，不再具有威胁挑战皇权的能力，当然自此以后也再没有激烈的夺嫡争储斗争，太子的地位反而更加安全有保证。玄宗以宰相制衡太子，在天宝年间中枢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太子和宰相势如水火、中枢政治斗争不断也就罢了，玄宗李林甫还动辄将地方节度使拉入政治斗争中以逞私心，太子、宰相、节度使斗争激烈、矛盾重重，整个中枢就像是一个火药桶，问题是这个火药桶还连着地方节度使，最终爆发安史之乱，玄宗为始作俑者，晚年实不值得同情。
李林甫排斥异己、打击太子
李林甫自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便成为事实上的中书门下首相，独揽大权后便不断排斥异己，如果说天宝元年李林甫妒贤嫉能还只是停留将盧絢[1]、严挺之[2]、裴宽[3]外放的阶段，打击政敌还属于正常人事斗争范围内，天宝四年，李林甫为了打击宰相李适之则直接使用酷吏吉温，明显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然李适之此时尚且不至于有性命之虞，此后李林甫不断突破政治下限。天宝六年的杜有鄰案，受到牵连的地方官裴敦复和李邕则是直接被杖杀。又制造了慎矜案，其结果是：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
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
与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相对应的是李林甫相当配合玄宗废立太子的政治行动，如果说前太子李瑛是因为其母子失爱于玄宗，与朝政、前朝大臣无涉，那么天宝五年[4]的韦坚案性质便相当恶劣，李林甫为一己私心把边将节度使也拉进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来以打击太子李亨，并在随之而来的杜有邻案里，在玄宗的配合默许下，任用酷吏将前宰相李适之、节度使皇甫惟明、鄴郡太守王琚、韦坚兄弟、裴敦复、李邕杀死，彻底打破政治斗争底线，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也因为李林甫的诬陷被贬汉阳 ，随后莫名其妙死去。
（天宝五年）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裡，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
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台。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屍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殺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適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適，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
玄宗对东宫体制的改革
玄宗本人通过政变上台，以非正当手段逼迫其父退位，故而他十分熟悉唐代东宫体制的弱点，对太子诸侯王的防范十分严密，自玄宗开始，太子不再居住东宫，而是跟随皇帝一起居住，这不仅仅是居住地点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东宫作为实体建置，不仅仅是太子的生活居住场所，还是太子处理政务的办公场所，也是太子名正言顺发展政治势力的最好依托，唐代东宫属员将近有二百人，还有隶属于东宫的军队可以调动，东宫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微缩版朝廷。玄宗通过将东宫体制虚化、太子不居住东宫、东宫属官闲散化、宰相不兼领东宫官和太子建立政治联系，将太子彻底变成闲人一个，日常生活起居都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开天时期的太子对于玄宗构不成任何威胁，然而玄宗还是不满足，喜欢把事情做绝，故而李林甫针对太子李亨发起的一系列政政治诬陷无一例外都受到玄宗的默许，使得宰相和太子的矛盾十分尖锐，且无法调和，接替李林甫任相的杨国忠自然也继承了这份“遗产”，和李亨就不可能有和好的可能。
安禄山和李林甫
与节度使皇甫惟明、王忠嗣悲惨的下场完全不同，安禄山在李林甫任期内基本上是步步高升，梳理一下安禄山的履历就可以看出，安禄山发家本身就是在李林甫任上实现的，到后期更是李林甫的非常倚重的边地将领和政治盟友。
从开元二十九年由区区兵马使一跃成为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幽州节度使，九年兼河北采访处置使者，十年兼河东节度使，凭借的肯定不仅仅是军事才干和向上巴结的功夫，中枢官员的举荐和援引明显更为重要。
（开元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宝元年正月）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天宝三年）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天宝九年）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癸亥，齊丘左遷濟陰太守，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天宝十年）安西節度使髙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朅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割耳剺面請留己，制復留思順於河西。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鈱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
天宝六年，节度使王忠嗣辞去河东和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由安思顺担任（后改任河西节度使），入朝后陇右节度使由其下属哥舒翰担任，在张齐丘和安思顺短暂的任朔方节度使后，天宝十年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李林甫卸任后推荐安思顺代替自己担任朔方节度使。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托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征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天宝十年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杨国忠
不想为杨国忠辩护，杨国忠在南诏边疆事务上的失误、愚蠢毋庸置疑，但是开天年间的特殊体制也为杨国忠弄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自节度使体制在玄宗朝确立以后，宰相和边将节度使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之中，开元十一年王晙以宰相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开元十六年兵部尚书萧嵩拜相后仍然领河西节度使，开元二十四年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拜相后先后兼朔方河东节度使，宰相李林甫于开元二十六遥领朔方节度使，宰相杨国忠拜相后兼剑南节度使，宰相兼领节度使固然有赏功、加强对边疆事务管理的需要，但同时也使宰相拥有较大权力干涉边疆事务，如果宰相素质低下，便会造成很大的祸患，如杨国忠能为求边功鼓动玄宗发起对南诏的战争。另一方面，对于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李林甫杀起人来丝毫没有手软，如果说李林甫杀人仅限于地方太守、中央文官，其后果倒也不至于如此严重。
从中枢层面而言，接替李林甫担任宰相的杨国忠，接受了开天的宰相体制遗产——宰相兼领节度使、完全恶化了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被迫接受李林甫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逐渐坐大且受到玄宗信任的安禄山兄弟，是前任宰相的盟友，和自己非常不对付。换成任何一个继任者，估计都要对安禄山开刀，更不要说权欲旺盛、野心勃勃的杨国忠了，清除前任的政治势力，是非常正常的政治行为。如果不是李林甫击破政治斗争底线，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节度使或许贬谪到地方任官，做个太守或在中央担任闲散官，未必不能让人接受，但是前面皇甫惟明、王忠嗣、韦坚、李适之乃至于作茧自缚的李林甫的下场都昭示了不管你是节度使、宰相、太守，只要在政治斗争中失去皇帝的宠爱，其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知友 @平手友梨奈 说的非常好：这种人人自危和打破活命的下限让内耗成本增加太多了。
杨国忠为了清除李林甫的政治势力不断对玄宗说安禄山会造反，是存在激化安禄山造反的可能，但比较戏剧的一幕是天宝十三年正月安禄山针真的入朝了，玄宗完全可以趁机解除安禄山的兵权，或者将其调离幽州改任他镇，甚至也可以以他一贯的作风，把事做绝直接下狱诛杀，但是他没有，在宰相杨国忠和安禄山势同水火的情况下， 他选择和稀泥，把安禄山放回范阳。
总结
关于李林甫的才干吏治这个应该没有疑议，即使是沿袭实录、国史非常严重的《旧唐书》本传都不吝笔墨赞扬，学者丁俊在其著作中也有详细的介绍，但丁俊对于李林甫的评价我保留意见，从古至今奸臣有才能不足为奇，但是否可以掩盖其政治上的决策失误，这其实是两码事。
总之，开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募兵制施行后，大军区的节度使体制首先在北方边境铺展开来，由于前期宰相任兼文武的历史惯性，开天时期宰相通过遥领节度使或者提携政治同盟担任节度使以插手处理边境事务，李林甫担任宰相后为排斥异己不择手段，在玄宗的默许放纵下，不断恶化政治生态环境，多次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拉进残酷的中枢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不断提拔安禄山，至李林甫死前，安禄山已经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河北道採訪處置使，使得太子、宰相、节度使三方之间矛盾重重，继承了多重体制遗产的杨国忠为了清除前任的政治势力，不断激化与安禄山的矛盾，在天宝十三年玄宗放安禄山回朝后，终成大祸。
玄宗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无论是中枢体制还是节度使体制，玄宗以一己私心最大程度放大体制缺陷，如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长达十三年兼领三镇，且不换防区，放纵李林甫排斥异己杀戮节度使将领和大臣，恶化政治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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