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丹的回答
韩国模式决定了其工业化后期的窘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韩国的汉江奇迹特点显著，政府主导，抓大放小，为了效率而极大的牺牲公平性 ，简单理解就是政府举全国之力扶持具有先发优势的大型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吸引外资等等，大企业本身就有竞争优势，还拿着主要的财政倾斜，效率肯定是没问题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从一穷二白的战后极度落后经济体一跃成为全球重要工业领域排名前十的工业国，当然贡献主要来源于几大垄断地位的企业。
效率和公平总是社会发展要均衡的地方，在企业结构上，小企业被挤死，大企业俞强，财富结构上，自然也是富人掌握政策的制定，钱权交易频发，自然不可能向自己多征税。最近韩国巨额离婚案的二审关键翻盘证据，就是SK集团转型时期，前总统卢泰愚不仅在政策上有交易，还有直接的大额投入，当然这些钱从哪里来那就是过去的事情了，只能说历来就是钱权相互勾连，越有钱越能找到政治庇护，从而获得更优质的资源倾斜，结果就是韩国经济的命脉就握在排名前30，甚至前10的大企业手里。
且不说历任政府敢不敢对抗财阀，更多是利益联盟，就是少见的有改革破裂的也力不从心，因为你是和全国经济90%以上贡献的利益集团在对抗，尾大不掉，导致的结果就是想加税难，想增加财政支出也得看这些财阀的嘴脸，长期公共福利开支在OECD里面垫底，经过十几年的追赶，也就从占GDP的10%增加到15%左右，而日本这个数据则高达25%。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重要指标不是GDP，而是收入端，且设计之初就非常关注体制内外收入公平，大小企业公平，比如强调要中小企业也能参与到政府购买公平竞争之中。这也就带来了长周期中，可能效率没有那么高，但经济结构相对合理，既有大型跨国公司，也有提供更多就业选择的中小公司，中小企业不仅是企业构成中的99%，也是制造业分工的中坚力量，自然就业选择也更多一些。
这还不算完，居民的负担水平可以通过几个重要指标反推：
1）居民负债水平占GDP的比重
日本最新数据大概在66%左右，韩国则高达101.5%，日本的利率水平长期较低，相同的负债下，需要负担的负债压力也相差极大，而韩国则利率水平相比日本较高，负债的压力更大。
2）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注意国民总收入和居民收入是两码事，缺少一个分配过程，一般发达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一些，而发展程度来看，日本和韩国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差异不是非常大，韩国在55%的水平，日本则60%左右的水平。
3）公共福利支出
日本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5%，韩国只有15%。
不要小看了这三个指标，相同发展阶段，家庭压力对生育率影响极大，往往是刚性的，第一个描述负债水平和利率水平，第二个描述收入水平，第三个则是保障水平，且基数都是GDP，这就导致了两种经济体下，居民的生存压力存在巨大的差异，韩国更高的居民负债，更高的利息，更低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更低的公共福利支出，必然是更大的生存压力，工业国生育率都低，但也有极低和普通低，比烂也有比烂的规则，韩国这个经济结构，居民压力是进入低生育率陷阱（1.3）还能继续创新低的重要原因。
至于宣布什么人口紧急状态，有什么用呢？能对财阀动刀来增加税收，支撑公共福利，尤其是生育福利支出，能增加劳动者更多的就业选择，还是能协助居民去杠杆？已经晚了很多年了，人口问题从来都是要打提前量的，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了，过去花1块钱能缓解的问题，现在就是投入翻十倍，怕也很难有多少效果，当然缓解生育率任何时候都不晚，关键看怎么降低劳动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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