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闲云的回答
极低的生育水平，与相对还不算高的老龄化水平，导致韩国反而正处于一种另类的人口红利阶段。
我们都知道，决定是否处于人口红利阶段的，并不是人口总量，而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在一生中总是作为消费者，而作为提供产出的生产者的时间段在人寿命的中间部分，这就区分出了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
因此，我们在对一地是否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作出判断之前，必须同时观察两端的情况，只盯着老年人口占比就会出错——而少儿人口占比过高，就是印度、非洲等被视为年轻化的地区长期以来却未体现出明显的人口红利效应的最大原因。
韩国2023年有5133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3657万，非劳动年龄人口1476万（劳动年龄统一标准为16-64岁，下同）。
按抚养比算法（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韩国的抚养比是40.36%；按日本惯用的“人口红利值”算法（分子分母颠倒），韩国的人口红利值达到了2.48。
2.48是什么概念呢？在以往讨论中，我们知道中国凭借较高的人口红利高峰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速，最高峰时期的人口红利值高达2.70以上。但中国的人口红利值曲线两侧均较为陡峭，从下图我们就能看到，实际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值真正能高于2.48这一水平的时间，也不过是10年-12年，并且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历史。
2023年，中国有140967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4502万，非劳动年龄人口46465万。按相同算法，中国的总抚养比是49.17%，人口红利值是2.03，完全不及韩国2.48的结果。
实际上，韩国的老龄化水平明显比中国更高，2023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是19.0%，中国的数据则是15.40%。因此，韩国最终的人口红利值明显比中国高的原因，就在于它近年来极低的生育率，极大地压低了同样需要由劳动力抚养的0-14岁少儿人口。
尽管我们知道中国也已经进入低生育与老龄化阶段，2023年中国的0-14岁人口比例依然占到16.4%，而2023年韩国的0-14岁人口比例只有9.80%，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养老负担加重了，但由于世界最低的生育水平，养小负担越来越轻，作为发达国家，反而形成了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更高的人口红利值。
日本的情况就非常明了，老龄化水平要明显高于韩国与中国，而低生育问题相对温和。仅比较抚养比与人口红利值时，日本比起韩国明显处于相对劣势。
2023年末，日本有12393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7369万，非劳动年龄人口5024万。按同样的算法，日本的总抚养比是68.18%，人口红利值只有1.47，大概是中国2040年的水平，与韩国的2.48差距太大。
细究其原因，不仅是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9.3%（几乎是中国的两倍或者是韩国的1.5倍），还包括日本在老年人口基数如此大的情况下，0-14岁人口占比依然有11.3%，这个比例甚至还要比韩国更高些。
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其人口红利效应阶段本该早已结束。但韩国在老龄化程度尚未达到高原阶段时就出现少儿人口占比过低的情况，生育率压到过低，导致韩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人口红利效应，其反映在数值方面的程度，甚至足以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的十年相媲美。
因此，我们就能够知道，这种不寻常的、暂时性的人口红利，就是韩国在现阶段比日本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
但是，韩国这种不寻常的人口红利并不会长久，完全是镜花水月，并且也是非常有害的。韩国极低生育问题已经持续十年，因此这种不寻常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会完全消耗殆尽，因为韩国的极低生育问题已经足以导致届时的劳动力供给崩塌与更极端的老龄化高原。目前暂时取得的经济成果，届时就要随着劳动力的迅速崩塌与更极端的老龄化而被抹除。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