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行客的回答
谁说没人救？
关键时刻，周恩来直接问了三个问题，让陕北中央讨论并给出答复：
请考虑下列问题见复:
一、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
二、蒋对防区让步，允张三中全会后回视事，是否接受?
三、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
打？还是不打？
或许是因为教员的缘故，一直以来，我们对红军所遇到困难和所处的艰难境遇，认识的不够彻底，总是不自觉的认为，当下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虽有困难，却都不致命，因为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在教员的带领下，是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事实上，我党从诞生伊始，就从未与“容易”二字有过什么联系，每一步都走在钢丝上，行差一步就将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自长征以来，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南北之争、爬雪山过草地，步步血泪，其中的艰险和困苦自不必说，就连看似最为轻松的西安事变都充满了变数，处处是陷阱。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对于张学良和陕北来说，西安事变是典型的高开低走，事变初期我们看似占尽主动权，可以漫天要价，然而在国内外各方势力反应过来后，紧随而来的就是各种失控，陕北的政策也从一开始寻求领导权，转变为了争取生存权和西北半独立自主权。
老蒋回到南京，跟几个心腹聊完后，就明确了一定要打破西北半独立形势，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虽然出现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政治事件，但这并不影响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事实，不论是在军事方面，又或者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都有绝对优势。
面对老蒋的军事高压，陕北红军的考验有两方面：如何在人心浮动的局势下，尽力维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和团结；积极备战，通过各种手段与南京方面商谈，全力避免战争的爆发。
这个时期，西北的诉求就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放张撤兵。
可手握巨大优势的老蒋，注定不会如此好说话。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实力不如人，就得低头。
1937年1月13日，老蒋给出了最后通牒，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 必须做出选择。
张学良的甲乙两案是1月7日提交给老蒋的，其甲案是如果国民政府主张继续“剿匪”，则请“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
其乙案是如果国民政府不“剿匪”了，那可调杨虎城去甘肃，以中央军和晋军等驻陕，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他帮助整理完毕，即可交王树常负责。
总之，张学良制定甲乙两案的原则很简单，不管是打还是不打，都把东北军调出来，当然这件事必须自己来做，其他人都完不成。
老蒋刚见到甲乙两案时，并没有将其当一回事，因为他觉得，西北很快就会在军事高压下，束手就擒，根本就用不着张学良。
1月10前，顾祝同和陈诚，一个对老蒋说“东北军最近内部因失重心，无人统率，故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另一个对老蒋说“东北军对张已无信仰，对激烈分子已进行自动肃军。东北军最好东调，对东北军老人须善为安置。此次事变重要分子和次要者，中央示之以信，而安其心，东调非不可能。”
所以这更让老蒋认为，自己的政治为主，军事压迫的方针是对的，但到了1月11日，老蒋收到情报“西安近情全被赤匪把住，张部首受其害”。
这让老蒋产生了动摇，如果西北三位一体中，陕北红军占据了政治核心位置，那他军事压迫的策略，可能就无法起到效果了。
所以，掌握了绝对主动权的老蒋，顺势就改变了策略，决定直接下最后通牒，不墨迹了。
1月13日，老蒋给西安下了最后通牒，限1月16日前，在甲乙两案中选一条，否则就直接开干。
( 甲) 东北军驻甘，中央军驻陇( 公路) 线，十七路军驻陕西，铁路除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顾虑，绥署可设三原。( 乙) 十七路入甘，东北军调豫皖。
次日，老蒋在给杨虎城函中说: 无论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张学良“皆无回陕之理”， “望勿再以此为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请兄任择其一。此外再无公私两全之道。至于兄等之要求，仍提交三中全会决定”。
老蒋深谙人心，在给与政治和军事双重高压时，老蒋还故意留了一些缝隙，“仍提交三中全会”算是给杨虎城和东北军一个台阶，没有把事情彻底做绝，这正是老蒋的高明之处。
老蒋在这里还埋了个伏笔，甲乙两案都没有提红军，只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但现在是老蒋说了算，他想提就提，不想提，我们也啥筹码强迫他提。
形势比人强，西安和陕北有的选吗？根本没的选。
原因很简单：西北没把握打这场战。
1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杨虎城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按照陕北中央的意见，不能让事情激化，先缓和一下。
故此，会议开完后。遵照蒋之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同时宣布取消12月12日后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通电就职后，周恩来等人急派鲍文樾、米春霖等再飞南京，以便与蒋谈判放张及防区分配问题。
同时，周恩来也给陕北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询问后续如何处理，周恩来也是直来直去，直接问了三个问题，让陕北中央讨论给出答复：
请考虑下列问题见复:
一、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
二、蒋对防区让步，允张三中全会后回视事，是否接受?
三、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
从陕北的角度来看，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局势基本就很明确了，要么听老蒋的放弃西北半独立的要求，要么就开打。
果不其然，1月17日，当西安代表鲍文樾等将西安有关防区的意见，以及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意见提交南京政府后，立马就被何应钦否决了，而老蒋看到西安方面并没有放弃西北半独立的想法后，也决定不聊了，直接用军事手段解决。
1月17日，老蒋在电令中明确提出：“对陕仍应准备军事解决”，惟第一步，政治军事均侧重打击杨虎城部。他要求“先用空军全部猛力侦炸，昼夜不断……惟一面侦炸，一面仍发传单促其归诚向我，使之崩溃也”。
鲍文樾这个人有很大问题，是个墙头草。（后来还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他来南京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代表东北军元老派，来和老蒋密谋背叛西安的事宜，1月18日，鲍文樾直接来到奉化，面见老蒋，将西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跟老蒋说了。
老蒋得知西北三位一体出现了大问题，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是靠着陕北红军的支持，才掌握了一定话语权，而东北军的元老派其实都想赶紧逃离陕甘，保存实力。
鲍文樾跟老蒋说，他此行来就是为了跟委员长商议投诚的事，并确定了计划：
20日，鲍文樾回到西安后，立马就会着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动摇分子，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推定东北军总指挥及总参谋长，并“决定军队行动方法(行进目标、行军部署、戒备方法与中央军之联系等)”。
21日商讨具体的行动路线和撤出安排，并会将行动大要秘密通报给中央军。
一切商讨后，22日开始全线移动，25日应达到西安城之西方，中央军同时达到西安城之东方。
老蒋一听，这感情好，不用炮弹就能处理西安的事，当然是好事。
故此，老蒋又发布通报，决定将时间延长到1月22日，点名让杨虎城或者东北军从甲乙两个方案中，选一个执行。
看看鲍文樾这些人能不能搞成，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形势已经十分紧迫了。
这个时候陕北中央由于信息滞后，对局势的发展，以及西安的情况都没有掌握完全，并且，老蒋对陕北红军没有发表明确的态度，可另一方面，老蒋却让二马在河西对西路军展开了疯狂进攻，给陕北中央造成了很大压力。
1月17日，当老蒋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西北问题那天，陕北中央也向共产国际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陆续发生的事。
电报刚发出去不久，就接到了共产国际前一日发给陕北中央的电报（截取部分内容）：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
尽管近来党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一些修改，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
党实际上是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
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
可见，共产国际对陕北中央这一阶段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仍旧采取批评的态度。直接指出，陕北中央没有听从共产国际此前的安排，严格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反而又走向了紧张的对抗。
次日，共产国际又发来了一封电报（截取部分内容）：
“鉴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
你们不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管理体制是适宜和适时的吗?”
“你们不认为，这样的转变才更，有利于团结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来保卫中国和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吗?”
这次共产国际直接采取了提问的口味，对陕北中央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共产国际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服从老蒋的安排，不允许陕北中央再与老蒋搞对抗了。
陕北中央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跟南京政府商讨改编的事，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合法地位和独立自主权。
1月17日，老蒋计划要轰炸西安时，就让潘汉年给陕北中央带话，称：“对于红军(要求)驻延长、延川、肤施、鄜县、庆阳、淳化一带，一部驻凉州以西可完全承认。至一部驻洛南，因国防上某种关系，暂时难于允许。”（1月12日与南京政府协商时，联合杨虎城等人提出的防区要求）
蒋表示，“如红军不愿照上述两法向张、杨部队劝解，反而与张、杨部队联合作难，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反之如红军确能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主任接受上项意见之一，中央当视同一体，可让红军给养与中央军一律待遇，驻在上述地点”。
左手是大棒，右手是红枣，你要选哪个？
可能很多人看不明白，为何老蒋一边要轰炸西安，又一边答应了红军的部分条件。
道理也很简单，西安事变闹一出后，老蒋的诉求十分明确，就是要一个统一的全国，彻底取消西北半独立的局面。
而在解决西北问题上，老蒋将打击的目标集中在了杨虎城身上，为了尽可能的达成目标，老蒋对陕北红军和东北军内部右派都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主要想打击的对象是东北军少壮派和杨虎城。
客观来看，老蒋这一手的确命中了西北三位一体的七寸，拿捏住了东北军右派的心理，也适当给了红军退路。说白了就是招安。
而对于陕北中央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打，“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并且西路军还在苦战。
不打，也像教员21日之后反复去电潘汉年强调的，谁能保证蒋与南京确有不继续剿共战争的诚意?
另一方面，陕北红军和杨虎城、张学良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放弃张学良，那我们就等于和东北军少壮派走到了对立面，失去了这个朋友。
此外，共产国际这个时候还来了电报，强势要求不要搞对抗，要服从南京政府。而且，西安事变拖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对抗日统一战线不利，对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好处，越拖下去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如果你是陕北中央的决策者，你会如何抉择？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必须要做出选择了，周恩来等人也从西安回到陕北，商讨如何处理这件事，最后，教员等人拿出了一个方案：
红军愿意与南京政府一道团结全国抗日，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并且愿意尽最大努力劝说东北军左派争取和平，如果东北军左派不理解红军，坚持要打怎么办？
那我们就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一起去抗争，正好也能通过抗争让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大不了，我们最后会在一个更差的环境里走向和平。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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